改革開放以來,特別是加入WTO以及房地產市場化以來,工業基礎設施投資、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經歷了長達15年的高速增長,是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領域當仁不讓的老大,在總投資中的占比也最高。但與此同時,基礎設施投資高增長與消費需求卻明顯錯位:一方面,支撐教育、醫療、住房等基本消費的基礎設施供應不足,各地普遍出現嚴重程度不一的“空城”現象與此關系最大;另一方面,滿足城市化外來人口消費需求的基礎設施供應缺口始終很大,各地不得不以戶籍管制來掩蓋基礎設施供求矛盾。還有,支撐因收入增長而升級的消費需求、因老齡化而產生的養老消費需求的基礎設施供應滯后,其中尤以教育及醫療的高成本最為典型。
造成基礎設施供給有效性不足的根源,在于基礎設施供應模式的缺陷,即單純以政府為主體(特別是地方政府),沒有更好地發揮社會資本的優勢。事實上,每個人的消費需求特征不一樣,只有社會資本才能聚合和探尋社會千差萬別的消費需求,并以此來選擇基礎設施供應的最佳模式和運營管理模式。盡管政府具有供給公共服務和產品的義務,在絕大多數國家,一般也都是由政府來建設和供給基礎設施,但往往因為供給的有效性不足,不但選民不滿意,而且給政府造成了沉重的債務壓力,以及夾帶在其中的腐敗和社會矛盾。
因此,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供給基礎設施(即PPP)被證明是一種比較好的基礎設施供給模式。這種模式很好地發揮了政府和市場的相對優勢,基礎設施供給周期長、投入資金大、風險高、終端消費者承擔能力弱,在項目規劃、政策和政治風險擔保、財政補貼上,政府有突出的優勢,并能通過政府資本來引導和兜底,而社會資本的優勢在于具體項目建造、運營和管理。二戰以后,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普遍的公用事業市場化趨勢,均采取了PPP模式。
目前我國人均GDP已超過5000美元,消費需求已被激活,未來“人本”時代將代替“物本”時代,消費釋放和升級時代已經到來,這意味著未來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將會呈數量級增長。同時,隨著經濟增長進入“中高速”時代,社會平均投資收益率會逐漸下降,城市公共服務越來越完善,基礎設施的投資價值見長,社會資本進入這個領域的意愿上升,而因預算和債務緊約束,政府資本投入將下降,PPP模式就成了基礎設施投資的必然選擇。
以“共擔風險、共享收益”為特征的PPP模式,符合現代市場經濟混合所有制的產權結構,即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能夠在法制平等地約束雙方的前提下,和諧相處、兼容并包、優勢互補,共享同一個社會所有的投資機會、共擔投資風險,而不再像過去那樣國有資本在基礎設施領域內“一股獨大”,社會資本總也無法打破“玻璃門”。從這個角度看,PPP連接著現代市場經濟和現代財政制度,需要上升到構建國家治理體系,從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來看待。這就是為什么PPP模式不僅進入了三中全會的《決定》,而且是“一帶一路”規劃(絲綢之路經濟帶、海上絲綢之路)和“基建走出去”戰略的實施路徑的原因所在。
在加速推進對內改革、建立對外開放新戰略,重塑國家競爭優勢(高端制造業)的新時期,先要對內樹立起產權主體地位平等、包容性增長的現代市場經濟和國家治理模式。在這一模式中,政府資本和社會資本是平等的民商法律主體,其權利義務規范和糾紛解決,只受《合同法》的制約。這樣,不僅基礎設施供應有效性的問題解決了,而且建立起了“人本”取向的公共產品供給模式,這是現代財政、現代國家能力、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,即產權平等、包容性增長、(政府資本與社會資本)共享發展和共擔風險、終端需求導向。
有了這個“人本”取向的公共產品供給模式,在我國以廣闊需求為基礎的改革“試驗場”中,我們就能不斷壯大高端制造業的大國優勢,以及由此對其他國家形成的擴散效應,在“一帶一路”對外開放新戰略和基礎設施“走出去”的戰略中,實現制造業大國優勢向強國優勢的轉變,進而以展現負責任大國地位的姿態,順利實現我國制造業強國的目標。
在全球互聯互通的“大數據”時代,要推進國際或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合作,實現合作方的互利共贏,就得遵循“收益共享、風險共擔”的基本原則,這種合作事實上就是PPP模式的國際化延伸。我國“一帶一路”規劃和“基建走出去”戰略,其目的除了整合區域資源,以更廣闊的市場實現我國制造業大國優勢向強國優勢轉變外,還有以平等共贏為原則,以基礎設施供給作為授予相關國家之“漁”,在助推這些國家經濟上轉型發展的同時,彌補這些國家公共產品和服務的“短板”,從而實現這些國家的社會穩定和民族復興的意義。所以,這一戰略和合作模式下的資本輸出,既不同于殖民地時期的資本輸出,也不同于二戰后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,以及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授人于魚的“扶貧式”資本輸出。從基本原則與具體路徑看,以我國主導成立的“亞投行”和“絲路基金”作為融資支持的長周期、高風險、多元參與的基礎設施建設輸出,是“收益共享、風險共擔”原則的最佳兌現途徑。因此,牢牢把握住這一條,是我國擔當資源整合者和主導者的前提。
(作者系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)